【一起來寫】#鬼滅之刃的文化導覽(二):大正浪漫、民主與文化運動、血液科學、和柄圖像起源 // 鄭雋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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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將探討《鬼滅之刃》作者為何將時空背景設定於日本史上最短、文獻史料相對稀少的大正年代,同時回應網友提問,提出該年代暗藏的政治、社會與醫療科學因素,趁機提醒大家,《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已於昨天(10/30)在台灣上映,記得上車來趟大正浪漫之旅!(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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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實權轉移與大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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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時代(西元1912-1926年止,僅14年)因天皇體弱多病、實權轉移到帝國議會與民主政黨,政治環境相對前後的 #明治(寡頭政治)與 #昭和(軍國主義)兩時代相對開放,有著「大正民主」(たいしょうデモクラシー)的美稱,這樣的境況源自日俄戰爭、一次大戰後國內快速富裕的影響。彼時主流思潮為折衷的自由主義、有限的民主主義,妥協帝國架構與天皇制,言論自由提升後,知識份子大多對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大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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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留學生較接近右派自由主義者,從中獲益良多。如此的開放使得跨國文化交流踴躍,甚至與朝鮮人合辦刊物、互相聲援,當時仍為殖民地的 #台灣也產生了史上第一個地方議會(陳翠蓮,2013),同時尚有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等(蝴蝶忍表示:是個有點厲害的時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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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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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的大正,承襲了明智時期的西化:民眾和洋混搭的美麗穿著、電纜與燈火、蒸汽火車等現代化的便利,更因為風氣開明促成了文藝活動的蓬勃,同時因為與西方浪漫主義運動接軌也提升了自由戀愛的風氣。日本與歐陸的美術品貿易,在國際間形成浮世繪、印象派、新藝術等型態的交互影響、刺激出版與設計蓬勃發展,至今藝術界仍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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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台灣的我們,最值得關注的莫過於:此期間商業活動與美術教育促成的 #商品包裝設計觀念,已奠定了現代設計的基礎(姚村雄,2013),以台灣日治中期同化階段(1919-1937)為例,此時的商業設計不但有著歐陸 #新藝術(Art Noveau)與浮世繪的交融,也有著 #和漢並存 的農產品圖像運用,它們既是設計也是藝術,更是大正民主的美麗遺產。(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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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主盛世短短14年即被殺氣騰騰的昭和軍國主義取代,故在藝文圈與大眾文化經常成為被緬懷的背景,例如SEGA公司著名的戰爭與戀愛模擬電玩《櫻花大戰》系列(首部於1996年發表,續作《新.櫻花大戰》已於日前2019年12月發表),即虛構了類似大正年代的史觀建構了動人的蒸氣龐克(SteamPunk)時空「太正年代」,更掉了 #夏目漱石 的書袋「大正浪漫」(たいしょうロマン),祭出「太正浪漫」的標語,虛構與史實只差漢字上的一點。文學運動的浪漫思潮也導致了昭和文壇持續出現呼應大正浪漫的作品,筆者個人推薦網友參考 #芥川龍之介、 #谷崎潤一郎 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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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殺隊與地方政府密謀合作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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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經歷明治3年禁止百姓佩刀、次年宣布剪髮令及廢刀令,採取逐步漸進政策廢除舊傳統,明治9年(1876年)更是全面頒布「#禁刀令」後,皇室、軍警以外人員禁止攜帶佩刀(許耀華,2001)。鬼殺隊成員公開帶著武器多少有點疑慮,但在動漫作品部分虛構的考量下仍然可行。比方說在政府與軍警其實深知「鬼」的存在,然考量揭露其危險恐致民心大亂、皇室與軍警忙於一次大戰與徵收糧食導致的「米騷動」也無力招架,加以主導鬼殺隊的家族「產屋敷」家族是富有的地方望族,故極有可能以 #冷處理 的方式默許鬼殺隊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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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關於米騷動(又稱越中女房一揆)的細節,將在續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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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發展與血液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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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集有網友留言提出吾峠呼世晴老師筆下的鬼「會授血、吸血」,且懼怕陽光,這樣的設定想必多數人會解讀成受西方吸血鬼影響,但筆者認為鱷魚老師在血液方面的設定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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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醫學的躍進始於明治維新,當時透過留學生大量吸收荷蘭的醫療技術,明智8年政府甚至聘請荷蘭籍教師在國內教授外科手術,內外科都開始完善,但針對血液的技術則較晚成形。根據日本紅十字會「大阪府血液研究中心」官網解釋,最早的輸血技術是在大正8年(1919年)由西方引進,而開始普及化的契機是1930年(昭和5年),首相濱口雄幸遭右翼社運組織槍擊命危,因為 #獻血(捐血的和制漢語)救回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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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療依血型實施捐血的「#枕元輸血」制度,則是昭和20年(二戰後)才普遍並組織化地運用(趙淮躍,1999),因此可推論,《鬼滅》劇情裡被無慘鬼化的女醫師珠世、學徒癒史郎對鬼採血研究,很可能直接反映了大正醫界致力發展的血液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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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目鬼舞辻無慘施展血鬼術殘殺並食用人類,時而授血將人鬼化納為黨羽(十二鬼月等)以鞏固勢力、便於尋找克服陽光的藥方「青色彼岸花」;另一方面,善良的珠世與癒史郎則購買「獻血」代替食人維生,以醫學方法研究鬼血以對抗無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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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世為了將鬼變回人類委託炭治郎採血、也發現禰豆子血液細胞變化、癒史郎的採血器的造型明顯是早期針筒變體…這些細膩的描寫與醫療發展完全契合,鱷魚老師想必下足了功夫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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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靠吃人增強能力,恰好也與人類的血型稀有程度有關。前上弦之陸,響鬼奏凱與同黨內鬨,擄來的男孩正是稀血體質,以今日常識來看,當事人極有可能為 #RH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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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的服裝玄機與和柄圖像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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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路上對《鬼滅》主要人物的服裝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但大多忽略美術史的淵源。這些圖像被染織工藝職人以和製漢語稱為「#和柄或文樣」(わがら,wagara、文=紋),據美術史家海野弘(2018)的研究,文樣具有「將處於浮游狀態、無秩序的空間加以整理的作用」,英語的ornament與order(秩序)的字根語源可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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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詩文(2007)則採取「完形心理學」 的方式,指出裝飾行為的母題(motif)與形式(form)都是有意識的被用以凸顯「被裝飾物」,有助於界定空間,並說明物件的性質與位置(含工具、墓地、建築),可對照東西方各國官服制度的演進:所有特徵都在說明階級、個性和信仰,跟商標一樣是角色的 #身分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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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家宮布利希(Sir E.H.Gombrich)《藝術的故事》將史前人類的創造行為區分「建築」和「製像」(image-making)兩種概念,建築是為了居住安全;製像是為了免於超自然力量的危害,換言之,繪畫等製像行為是 #原始交感巫術 的體現。從上古文明即已存在的裝飾行為與美術工藝圖像,是涵蓋五大洲、各民族皆有的文明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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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日本在上集提過的 #古墳時期 (西元250-710年)則有埴輪陶偶與墓穴中的三角形、矩形圖像(高田大輔,2010)後來被染織工藝沿用,成為最古老、最泛用的兩種樣式,恰好就是炭治郎(市松)與善逸(鱗文)披在蘭服外的羽織圖案(富岡義勇表示:抱歉伊之助,你沒穿上衣…)。(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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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所知的市松名稱,源自江戶中期廣受歡迎的歌舞伎演員「初代-佐野川市松」在戲劇《高野心中》演出時的戲服,此前由於狀似道路舖石板,被染織業界望文生義地稱作「#石畳」(いしだたみ,ishidatami,畳=疊),神社中以3X3呈現的格狀被稱為九字切,代表日本密教及修驗道的九字真言:「#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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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今日普遍解讀子孫繁衍的隱喻外,更有 #祈求勝利與驅魔 的用意(藤依里子、水野惠司,2017)。近期視覺設計師野老朝雄以「組市松紋」為該念設計的2020年東京奧運標誌,可說是當代致敬古文明的典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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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看似膽小卻潛力無限的善逸,身穿的 #鱗文(うろこもん,urokomon) 事實上更是大有來頭,經常應用於鎌倉幕府時代武士家紋,很可能是鱷魚老師借傳說典故暗喻「雷之呼吸」的強大爆發力。容筆者賣個關子,下期將繼續介紹其他和柄與應用、鱗文最著名的民間傳說及其他逸事,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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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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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雋立寫鬼滅文化導覽,第一集回顧: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03622909825328
👉 李長潔介紹竈門神社與劍術淵源: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0434339308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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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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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翠蓮(2013)〈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6期》,P.53-99
2.姚村雄(2013)《圖解台灣製造--日治時期商品包裝設計》,台中市:晨星出版,P.231-237
3.許耀華(2001)〈日本戰刀沉記〉《輕兵器》2001年10期,北京市: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出版,P.26-27
4.趙淮躍(1999)〈日本的献血制度和血液管理体制〉《中國衛生事業管理》 1999年04期,江蘇省:江蘇省衛生廳
5.日本赤十字社:大阪府血液センター,公式WEBサイト:www.bs.jrc.or.jp/kk/osaka(2020.09.25瀏覽)
6.海野弘(2018)《日本の装飾と文様》,東京都:株式會社東京印書館,頁6-7
7.龔詩文(2007)〈中國早期植物紋飾初探:以研究法與研究史為中心〉《美術與藝術管理研究所學刊》,2007年03期,頁02-16
8.高田大輔(2010)《東日本最大級の埴輪工房・生出塚埴輪窯》,東京都:新泉社
9.藤依里子著、水野惠司監修,李艾祺譯(2017)《日本文樣圖解事典:帶來好運的日本傳統圖案480款》,台北市:遠足文化 (原典為2010年日本初版)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萬的網紅hulan,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年度最具規模的音樂饗宴【台北樂器大展】於7月12日至15日在世貿一館聲動登場,指尖上的各式藝術,邀您鑑賞!由台北市樂器商業同業公會、揆眾展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匯集國內外領導品牌齊聚,包含:力揚、九龍吟、三木藝術、大后里樂器、大地亞斯頓、上海民族樂器、升鼓事業、先進國樂、功學社、卡西歐、台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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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有支黑人洋槍隊 曾勸降部分侵台荷軍|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662年,民族英雄鄭成功率軍收復台灣,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鄭成功的復台大軍之中,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戰士在為中國的統一而戰鬥,包括大批黑人士兵。
非洲黑人伴隨西方殖民軍隊來華
明末清初,隨著西方殖民者叩關而來,許多非洲黑人也來到了中國。這些黑人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被販賣而來的黑奴,二是在殖民者的迷惑下,出於宗教熱情來華進行冒險活動的黑人。他們在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軍隊中當兵,成為了殖民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1622年,在葡荷爭奪澳門的戰爭中,黑人對戰鬥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來自非洲的黑人甚至成了葡萄牙駐澳門軍隊的主力。
黑人給中國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忠勇善戰。明人史籍中記載黑人「善鬥」,戰鬥力很強,衝鋒陷陣,在所不辭;清工部右侍郎賽尚阿奏陳澳門情況時也說,此間有「番哨三百餘人」,皆以黑人充當,「終年訓練,無間寒暑」。
黑人洋槍部隊成為鄭成功的貼身衛隊
雖然黑人在澳門等地的社會中擔當了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工作,但卻沒有相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許多黑人不滿遭受奴役的現狀,加之明朝邊疆將領的召喚,許多黑人紛紛逃出虎口,尋找新的生活。1647年,從澳門逃跑的黑人已超過200人,其中很多逃到了南明勢力控制區,他們明確表示不願再為葡萄牙人幹活,願意為南明皇帝工作。當時,東南沿海一帶許多地方勢力的軍隊中,都有黑人士兵。鄭成功的父親、當時威震東南沿海的商人武裝領袖鄭芝龍手下就有一支由黑人組成的軍隊。
據史籍記載,南明隆武帝依附鄭芝龍,在福州稱帝。在鄭芝龍手下有一支由300名不同民族黑人組成的部隊。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對鄭氏父子忠心耿耿,深得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兩人的信任。根據比利時傳教士魯日滿的記錄,這些黑人多是咖吠哩人,據推斷,他們可能是南部非洲的班圖人。
在鄭芝龍的軍隊中,還有由白人和日本人組成的部隊。與他們相比,黑人部隊軍餉雖低,但更加忠實可靠,並且「猛過白番鬼」。不僅如此,鄭成功軍中的黑人還擅長鑄造和使用火槍,為鄭氏軍隊提供了武器和後勤保障。西方人撰寫的《在華方濟各會會志》中曾寫道:「這些士兵是鄭芝龍從澳門和其他地方弄來的」,「他們的頭領叫路易斯•德•瑪托斯,是一個聰明、理智的黑人」。鄭芝龍「手下一直有大量的從澳門來的棕褐色基督徒為其效勞。他們有自己的連隊,是優秀的銃手(火槍手)。他(鄭芝龍)最信任他們,用他們護身、充兵役」。
有一次,黑人通宵達旦地慶祝耶穌升天節。黎明時鳴號放槍,巨大的聲響令鄭芝龍吃了一驚,還以為遭到敵人進攻。得知原因後,鄭芝龍不但沒有懲罰他們,還下令賞賜酒水、糕點,並賜銀作為白天繼續慶祝的費用。鄭芝龍對手下如此之寬容,難怪會有那麼多的黑奴前來投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黑人士兵逐漸能夠聽懂漢語,但僅「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
這支經過千錘百煉的黑人精銳部隊,在鄭芝龍降清後繼續為鄭成功服務。其中,有一支由黑人僱傭兵組成的洋槍部隊,成為了鄭成功的貼身衛隊。在鄭成功進攻南京的戰役中,黑人部隊在南京城牆下和長江邊與清軍浴血奮戰。
黑人士兵成功勸降部分侵台荷軍
1661年陰曆3月,鄭成功率2.5萬大軍、戰船數百艘,出兵收復台灣。在攻克澎湖列島後,鄭成功趁荷蘭殖民軍疏於防守之機,率大軍在台灣南部的禾寮港順利登陸,並全殲荷蘭守軍。接著,鄭軍擊敗荷蘭援軍,進而圍困荷軍主力於赤嵌城和台灣城。
在圍城同時,鄭成功在台灣島內施行安撫政策,下屯墾令解決軍需,嚴肅軍紀,懲辦違法官兵。他還到高山族同胞居住區察訪、慰問,贏得了民心。在鄭軍未到的雞籠(今基隆)、淡水等地,台灣同胞自發拿起武器驅逐荷軍。
收復台灣之時,鄭成功採取了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戰法,在優勢兵力的打擊下,對被圍困或戰敗的敵軍,開展政治攻勢,如戰場喊話、送書信、發文告,利用投降的官兵做勸降工作等,起到分化瓦解敵軍的作用。鄭成功派手下的黑人士兵同荷軍中的「烏番兵」(黑人士兵)進行聯絡,策動他們投降。這些「烏番兵」屬於奴隸士兵,平時備受荷蘭殖民者欺凌。在鄭成功強大的政治攻勢之下,不少「烏番兵」出城投降,加入了鄭成功的部隊。
很快,赤嵌荷軍宣佈投降。台灣城內的荷軍也眾叛親離,漸漸無法支撐,但他們仍不肯投降,企圖等待援軍來解救自己。在這種情況下,鄭成功下令對荷蘭殖民者發動總攻,一舉攻下了台灣城外重要據點烏德勒支堡。龜縮在台灣城內的荷蘭守軍殘餘僅剩600餘人,由於傷殘、飢餓和患病,幾乎喪失了戰鬥力。此時又傳來援軍無法抵達的消息,在雙重打擊之下,荷蘭人不得不獻城投降。1662年2月1日,荷蘭殖民者頭子揆一在投降書上籤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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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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